失敗者回憶錄:抉擇(李怡)

更新時間 (HKT): 2021.05.05 02:00

俗語說:「好了傷疤忘了痛」。當傷痛過去,一切恢復老樣子之後,人就會把過去的傷痛忘記,至少是擱一邊,甚而提都不願意提起。因為提起也是挖傷疤。「忘了痛」往往不是自然地「忘」,而是有意識地忘的。

麗儀和大女兒似乎有意識地想忘記那一段傷痛。我雖間接受害,卻無法忘記這一次重擊。因為我要主持一份刊物的筆政,因為我要繼續寫作,我不能忘記自己半年前寫的這段話:「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:走怎麼樣的道路?做怎麼樣的人?跟隨哪一種趨勢?」並且說:「盲從太危險」。

中共對所有的文化事業,報紙、雜誌、書籍出版、電影、戲劇、音樂等等,都歸類為宣傳工作,他們不僅認為自己的文化事業如此,而且認定西方的、世界的,所有的文化事業都是宣傳。中共毫不隱諱地由「中央宣傳部」來統管所有的文化事業。對報紙雜誌的編輯採訪和副刊寫作的要求,第一是立場,第二是觀點,第三是方法。最重要就是立場,也就是站穩中共黨的立場。

但中共的立場是會變的。比如向蘇聯一面倒的時期,如果對蘇聯有任何質疑,都是站錯立場;而當中共與蘇共翻臉後,如果對蘇聯有任何肯定,或對來援助中國的蘇聯專家有任何正面說辭,也被認為立場有問題。文革時,林彪事件發生前後,中共立場大翻轉。文革期間和文革後,「愛國」陣營許多人的思想都「跟不上形勢」,因為形勢是黨的立場不斷大轉彎。而只要你是在中共卵翼下的文化工作者,不管你是否中共黨員,都要緊跟黨的路線,不可以有自己的主張和看法。於是,從事文化工作的左派,就要不斷否定自己的昨日,不斷扭曲自己,在自己都不理解的情況下去為黨的政策宣傳。中共有句話,叫「理解要執行,不理解也要執行,在執行中加深理解」。意思就是鼓勵盲從。

那時我深受魯迅雜文影響,魯迅說,自己雖然也算是寫「遵命文學」,「不過我所遵奉的,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,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,決不是皇上的聖旨」。因此,「遵命文學」不是遵他人之命,而是遵自己之命。編輯與寫作者,如果不遵奉自己相信的思想意識,一味跟隨聖旨去寫去編,絕不會產生真情實感的文字。這就是當時(以至現在),在極左思潮之下的中共文宣產品都無法吸引讀者的原因,即使是左派讀者。

創辦《七十年代》的立意,就是在當時左派文化被極左思潮捆綁,以致無法向讀者提供任何有點人味的產品的情形下,嘗試從「遵奉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」中走出一條路。

在那一場傷痛後,我更認識到我不能夠放棄「盲從太危險」的準則。

當事情過去,麗儀學校的領導,就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,但她已經非常鄙視領導和那些附從者了。香港的領導人在我面前,也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,我沒有鄙視他,只是我知道他的局限,因此我在編政上更要相信自己的判斷。

但我沒有從左派陣營走出來,即使在思想上,也沒有覺悟到要決裂。相反,我覺得事情終於有了好轉,也許可以說明,不合理的、違反事實的、荒謬的施政,終會改變。我不能因為個人的原因,而左右了對形勢的判斷。

更現實的是,我妻子女兒還在大陸,我自己也還在左派陣營工作。若脫離這個圈子,我的家庭怎樣?我哪裏有適合的工作?我和一家怎麼存活?今日回想起來,那時或許是在為自己的軟弱找藉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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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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